《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与电视剧展现的完全不同的历史，整个内容比较连贯，将乾隆整个执政生涯的思想转变的脉络描绘的非常清晰。

 摘录一段来自百度百科的内容简介：

 乾隆盛世是传统中国的巅峰，GDP占全球三分之一，国库充盈，四海臣服，威加海内，但光鲜的外表却掩盖不了内在的腐烂。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培养出来的民众只能做“奴隶”，自私、麻木、冷漠、对公共事务毫不关心；屈服于皇权淫威的官员们用贪腐侵蚀着帝国的肌体；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打断了士人的脊骨，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没能站起来；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在世界大势面前整个帝国茫然无知，错失了最后一次主动融入世界的机会，种下了鸦片战争的种子。

 整本书从作者的思路来看可以分为边界比较清晰的几个阶段，后面一一道来。乾隆（25岁登基，86岁禅位后又做了3年掌握实际权力的太上皇，在位时间64年，长度居世界统治者之首），纵观历史上了年纪的最高统治者往往造就了腐败的帝国，乾隆盛世也是如此。

先来总结下所谓的盛世，毕竟盛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梦，生逢盛世是每个中国对时代的最大期望，那么乾隆盛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 第一，乾隆朝几乎消灭了对最高权力的所有威胁，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稳定。

   历史上威胁皇权的势力有以下几种：一是敌国威胁，二是农民起义，三是权臣专政，四是太监擅权，五是后妃干政，六是外戚乱政，七是朋党之争，八是地方割据势力。这八种势力在历朝历代都此起彼伏，甚至在乾隆的祖父和父亲时期也是。康熙朝前期，索额图和明珠一度权倾朝野。康熙朝后期，各皇子纷纷与大臣勾结，朝政一片混乱，以致康熙甚至担心死后可能会出现全国性内战。雍正朝曲奇，犹豫雍正喜怒不定、大起大落的性格，先后培养出年羹尧、隆科多两大权臣。年羹尧一度藐视皇权，以致雍正不得不罗列92条大罪将其除掉。雍正晚年，又形成鄂尔泰、张廷玉两大朋党。只有乾隆吸取了历代统治经验，以极高明的政治手腕，对内化解了朋党，对外积极消灭敌国力量，把上述八种威胁化解到近乎无影无形的程度，确保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政治纪律的高度严明。

• 第二，经济总量巨大，国家财力雄厚。

   一直到乾隆辞世，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据统计，当时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是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乾隆时代雄厚的国家财政储备比以往各朝代高出太多。康熙朝库存银通常为3000到4000万两。最高额是1719年的4900余万两。雍正年间库存银最高额是6000多万两，最后几年为3000万两。乾隆前二十年也维持在3000万两，二十年后达到4000万两，以后持续增长，三十年达到6000万两，三十三年超过7000万两，此后一直维持在7000万两以上，五十五年甚至达到8000万两。财政收入达到最高峰，确实也是“盛世”的标志之一。

• 第三，军事力量强大，国际地位高高在上。

   乾隆二十四年统一新疆后，中国疆域极盛，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克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领土面积1453多万平方公里。中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

• 第四，乾隆朝养育的人口达到空前的数目。

   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数千万，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1亿。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人口统计数字5959.6万人，是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记录。从那时起到南宋实现第一次翻番，达到1亿人，历经近1200年。从南宋的1亿人口到17世纪中叶的1.5亿人，则用了450年。乾隆六年，第1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1亿4341万，到乾隆六十年人口增至2亿9696万。也就意味着中国历史上人口第三次翻番，只用了54年时间。以10亿亩上下的耕地养活30%左右的世界人口，而能长期保持国家安定和社会稳定，谈何容易。

“盛世”如何而来？也就是说那些方面造就了所谓的乾隆盛世？

• 第一，父祖两代奠定的基业。

   这一点很像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前期的盛世之况。人治之下的中国之所以多灾多难，主要原因是统治者素质大多平庸地下，偶尔出现几个雄才大略者，也难以持续。乾隆能成功，一半是由于清王朝择优立储原则，一半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性，素质一流的三位皇帝实现了政治接力，时间长达130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乾隆登基之时继承的是所有皇帝都羡慕的基业。康熙和雍正在正度上实现了摊丁入亩、养廉银、密折制度、军机处等一系列宝贵的创新，为乾隆铺设了驶往全胜的轨道。

• 第二，乾隆的勤政。

   优秀的遗传、良好的教育、成功的自我砥砺，乾隆在学生时期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宝贵的品质：诸事有恒。有记载称：“卯时（早晨6点）而起，进早膳，然后看文件，召见公卿大臣们讨论如何处理，一直到中午。晚膳后还要继续处理没看完的公文，或者读书写字作诗，一直到睡觉时分。”
   从登基到离世，乾隆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日程生活，六十多年没有变化。甚至生病的时候也照常工作，乾隆五年正月，他连日宴请外藩蒙古，召见大臣，身体疲惫，又患伤风感冒，整天咳嗽不止。有御史趁机上奏请皇帝注意休息，不料乾隆并不领情，反而批评御史说，气候变化，人身体不适应而生病是经常之事，帝王也是常人，生病不能避免。

• 第三，乾隆所打造的高效率官僚队伍。

   乾隆政治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以过人的眼光和手腕，恩威并施，宽严相济，打造了一支能打胜仗的干部队伍。乾隆不像传统帝王那样重德不重才。他对大臣们的要求是“务得有猷有为”。他早年破格提拔一个年轻官僚讷亲，一时权倾朝野，后来一时倒霉一命呜呼。虽然杀了讷亲，乾隆却从任用他的经验中，发现使用年轻大臣的好处：这些人思维敏捷、精力充沛、办事干练，满足了乾隆用人的高标准。而且这些人没有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臣们圆滑世故，做事干脆利落。

• 第四，乾隆前期惩贪措施的成功。

   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惩贪态度最坚决、手段最严密、手腕最强硬的皇帝之一。他心思缜密，万事求全，深知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因此，他整顿吏治，从抓请客送礼之类的小事开始。他明确规定，各级官员之间，不得再以送“土宜”（土特产）之类的名义赠送礼物。针对公款吃喝，皇帝还规定，督抚大员们的宴会等一切费用，“应出资自办”，派委属官员负担筵席费用等事“概行禁革”，以防府县等“藉端要结，甚且赔累”。同时皇帝明察秋毫，执法从严，绝不姑息，甚至连皇亲国戚也不放过。

纵观乾隆的整个执政生涯，总共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初出茅庐实施仁政、皇后去世统治风格剧变、文字狱、盛世崩塌。

初出茅庐实施仁政

 乾隆在初期得以以施仁政聚拢人心，得感谢康熙和乾隆的两个皇帝的前期铺垫，康熙晚年诸事从宽，且为太子之事耗费心血，国家政务几近废弛，腐败贪污蔓延，乱象层出不穷。  雍正正式在这个关键时期被康熙选中了，出于对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也基于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刚介个性，雍正向他反感的种种现象举起了屠刀，解决了大清王朝政治深层的一些问题。当然这自然而然地换来了几乎所有社会阶层的反感。  在这个大背景下，乾隆通过三个方面使得大清王朝这艘巨轮，迅速改变了航向，由“严”一下子转向了“宽”，之所以这样做，有多重理由。

• 第一，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赢得人心。要有效赢得任性，最直接的手段无疑是让他们马上得到眼前利益。
• 第二，作为一位立志“行仁义”，做“有道明君”的儒家信徒，自然会以“宽仁”为基本施政纲领。
• 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经过雍正13年的风霜之治，大清社会政治纪律严明，贪污腐败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纲之下战战兢兢，已无犯上作乱之念，已经没有进一步高压统治的必要。

皇后去世统治风格剧变

 乾隆十三年（雍正在位总计13年），乾隆遇到了两个不顺的事情，一件是金川战争进行到了最困难的时候，面对小小顽敌清军骑虎难下，清朝政府面子丢尽；另一件是孝贤皇后去世。鉴于这个大背景，乾隆整个政治出现了一个大转折，一些事务从宽大变为生杀予夺全凭个人喜好。  即位初期，乾隆实施的宽大之政赢得了“万民欢悦，颂声如雷”，但是宽大的弊端也逐一显现。官僚集团具有深刻的奴性，作为一个整体，这个集团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你对他们越宽纵礼貌，他们对你就越不客气。各种因素推动着乾隆逐渐对自己的宽大之政进行反思。  这一年，乾隆由儒入法，抛开了宽大仁慈的面具，抛弃了“已离职填写”的梦想，拿起父亲留下的屠刀和鞭子，开始酝酿着对官僚机器来一次大震动，让他们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认清他并非一个懦弱可欺的庸主。这一时期典型的例子就是张廷玉被乾隆玩弄于股掌之间。

文字狱

 在文字狱之前接连发生了两件大案，分别是伪稿案和马朝柱案，乾隆意识到自己即位以来，对黎明百姓一直全力施恩，并无失德之处，但是在这个四海升平的背景下居然处处存在着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的可能。现实政治使得乾隆头脑中以儒治国的理想主义破灭了，越来越痴迷于阅读《韩非子》这类政治理论。  乾隆朝的文字狱就是在乾隆对社会底层控制由松转紧，对底层民众态度由宽转严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个时期的重点打击重心在社会底层。纵观历史所有的文字狱，件数最多的当数乾隆时期了。影响就如文章开头提到的：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培养出来的民众只能做“奴隶”，自私、麻木、冷漠、对公共事务毫不关心；屈服于皇权淫威的官员们用贪腐侵蚀着帝国的肌体；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打断了士人的脊骨，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再也没能站起来。

盛世崩塌

 晚年的乾隆被两个矛盾所困扰：一个是大权独揽的政治信条和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一个是不断泛滥的物欲和“不增加百姓负担”的承诺。因此也带过了很多问题，

第一，乾隆后期，整个官僚机构腐烂成片，但老皇帝拒绝承认。

• 一个原因是皇帝老了。整个政务处理常常力不从心，已无法再向前期那样严刑酷法，很多时候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 第二个原因，随着年纪的增加，老皇帝的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晚年的乾隆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老皇帝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如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
• 第三个原因，皇帝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懒惰之风在大清政界迅速蔓延。

第二，帝王私欲太重，老皇帝开始选择物质享受。

 殊不知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进贡而闻名的，还记得刚才提到的“官员之间不得互相送礼么”？正所谓上行下效，整个国家开始呈现“送礼”风气。随着老皇帝的失态，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务推到一百年，集中精力为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到了皇帝生日，进贡浪潮更是席卷全国。每到此时，整个帝国变成了大小官员呈献贡品的万国博览会。

第三，问题三，议罪银的出现。

 仅仅靠贡品，是不能保证皇帝日子过得舒坦的。因为皇帝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在和珅的策划下，发明了议罪银。  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基本工资”以示惩戒。和珅当政后，马上发现了“议罪银”的妙处。在和珅的建议下，皇帝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且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2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4万两。手笔之大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两，交1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在皇帝的带领下，大清王朝上下迅速实现了腐败集团化。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是衰世。人治有其天然的不可逆的缺陷，辅以制度和流程才是王道